美国把香港，当作手里的一张牌，我们该怎么办？

特朗普签下“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保护香港法案”，其实按照程序，特朗普如果不签的话法案也会自动生效。在您看来，他是出于什么考虑最终选择了签署，而不是让法案自动生效？

金灿荣：首先，在目前的形势下，对抗中国是一种“政治正确”。特朗普不愿意得罪共和党的同僚们。毕竟他不签，法案也会自动生效。另外一点，可能特朗普评估下来，是否签署法案对贸易谈判影响不大，所以他就签了。

观察者网：这两个法案的签署，会不会对当下原本就不乐观的中美贸易摩擦造成新的紧张，特别是使得中美贸易谈判变得更加复杂？

金灿荣：按照常理来讲，这会让中美矛盾加剧，进而影响贸易谈判。但可能在特朗普看来，现在签署法案，对于贸易谈判的影响是有限的，所以他选择签署。现在美国方面透露出的信息很复杂，但我还是维持原来的判断。

观察者网：其实香港修例风波以来，外界都比较关注特朗普的表态，但似乎他表现得很克制，并没有太多干涉。您怎么解读他这种心态？

金灿荣：应该说，大家都能看出来，特朗普对价值观之类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他和国会议员那种“秀政治正确”获得选票的处事方式是不同的。对于他而言，美国的经济利益是优先的。

观察者网：从法案的具体内容来看，有些条目非常没有操作性，比如在2020年让香港实现普选、军事干涉香港事务。但从政治象征意义上来说，这两部法案的生效会对香港反对派以及民众心态带来哪些影响？对我们处理香港问题带来哪些不利因素？

金灿荣：法案无疑会对香港的反对派们起到打气的作用。在通过之后，中环就出现了反对派的游行。具体而言，法案对内地影响有限，对香港是负面影响。其实对美国也有消极影响，毕竟，香港是美国主要的顺差来源。在法案的激励下，反对派长久地闹下去，对于香港的国际形象、经济建设会造成明显的打击，国际资本对香港的长期信心也会受到打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不利因素。

观察者网：外交部已经做出回应，指责美国是霸权行径，并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如果我们要采取反制的话，有哪些手段？

金灿荣：具体采取什么措施反制，我想一线的官员们更具有发言权。如果说要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我们都知道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很多。美国在香港的人员已经大大超出了应该有的编制，我们中联办才一两百个人，美国那儿有1600多人。我们可以要求他们裁剪驻港机构的人员，对个别有出格行为的人员进行针对性的制裁。

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与“港独”分子黄之锋

观察者网：这次香港修例风波，台上台下都少不了美国的参与，中国也已经明确指出美国这是想在中国搞颜色革命。您怎么看这次美国对香港事件的干涉？

金灿荣：我记得去年基辛格就讲，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我们需要认识到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了。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至少就精英阶层的表现来看，是形成一种共识了。现在美国形成了跨党派的对华敌视思维。美国是行动能力很强的国家，有了这样的战略敌意，就会找到一切机会来实践。

从去年3月22日特朗普正式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开始，美国对中国出了不少牌。第一张就是贸易战。不到一个月，就爆发了中兴事件，美国就打出了第二张科技战的牌。5月初，美国商务部下令所有美国银行中断与华为的金融联系，这就是金融战的牌了。

此外，舆论战是贯穿始终的。一方面，美国在国际社会就中国的港、台、疆、藏问题制造舆论和纠纷，另一方面，某些大V还定时定点对中美贸易战指指点点。这些也都是老套路了。在舆论战之后，就是司法战。还有几张牌是拉拢印度、亲近欧洲和抹黑“一带一路”。为了针对“一带一路”，他们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免费审计”的业务，为的就是审计我们的项目。

以上这些是目前的大背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我们要放弃对美国的幻想了。说实话，打这些牌也是牵扯了它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目前，香港也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而美国之所以把香港这张牌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我们自己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

手举美国旗帜的示威者 图自港媒

观察者网：自“修例风波”以来，针对香港问题，我们已经从政治、法律、经济、教育、传媒等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您认为未来香港要想获得持续发展，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需要做出哪些政策调整？

金灿荣：过去40年，我们一直在学习美国，比如科学技术、市场意识、社会管理经验，收获很大，但是也是有代价。代价之一就是我们社会还是深受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对市场奉行绝对的崇拜。落在香港问题上，就表现在强调两制，而非一国。当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了，“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们第一反应就是中国错了。包括香港的一些反对派，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嚣张，也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诉求有一种天然“正义性”。对于他们在街头进行的暴力行为，一些人还表示理解，这就是意识形态战胜了常识。所以，这种思想根源一定要变。包括大家现在对香港的基础教育感到痛心疾首，那么在这方面也应该做出调整。

观察者网：您曾经在演讲中提到香港事件是一次“民主反面教材”。2019年从欧洲、拉美来看，民主政治依旧遭遇重挫。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的终结”，民主政治走到今天，会是另一种刚好相反的终结吗？

金灿荣：历史将如何终结，是很难预测的。我们要吸取福山的教训。国家治理挺复杂的，还得按照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条件，找到最佳治理办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我们曾经想象一步跨入共产主义，但结果发现并不可行。美国强推美式的“自由民主”，结果搞得很多国家生不如死。寻找发展道路，还是要秉承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