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华》导演文晏建言新导演：别被钱双眼
担任今年长片作评委的她也向我们分享了她对新导演的三则箴言，干货满满。
文晏有多重身份，她做制片人的《白日焰火》五年前在斩获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两项大，缔造了华语类型片在三大节登顶的纪录；她做导演的《嘉年华》获得2017年金马最佳导演，电影儿童性侵事件，引领了国产片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五年前《白日焰火》的擒熊时刻；去年破例给胡波特别提及荣誉的内幕；近两年世界影坛、也是本届电影节的主题两性平权；艺术片怎样避免重蹈《地球最后的夜晚》覆辙；流量明星、审查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文晏声音温柔，笑眼弯弯，完全不是想象中的片场女强人。
作为女性电影人，文晏对这些问题有着细腻而独到的见解。担任今年长片作评委的她也向我们分享了她对新导演的三则箴言，干货满满。
文晏之所以能受邀担任评委，固然与她五年前《白日焰火》在斩获的荣誉有关。2014年，《白日焰火》获得一金一银两座熊，是《一次别离》之外唯一一部同时获得最佳影片和影帝两项大的参赛片。
更难得的是，它是一部有商业元素的类型片，打破了之前一般只有艺术片才能在三大节登顶的惯例。
据文晏回忆，当初《白日焰火》剧组来到，完全没想过能拿这件事。“我做这个电影前前后后近八年，对电影的优点缺点都很清楚。尤其我作为制片人带电影到电影节来，更关注的是不要出什么问题，以及是否能跟评委和观众交流出你希望交流的东西。突然得知得了，而且还得了个大，当时常意外的。我们都没有准备庆功，大家都很懵，都在说怎么会？真的吗？”
后来文晏跟评委会交流过，当年是李安的制片人詹姆士·沙姆斯，他是美国人。因为黑色电影最初是美国的一个特有产物，所以跟美国导演制片人一聊起黑色电影，他就特别有认同感，认为《白日焰火》把中国的一种现实社会样态结合到了一个类型片里。
当然，《白日焰火》作为类型片本身也足够扎实，剧本打磨了很多年，才最终打动了评委会。拿的历来不会是跟风功利之作，有了天时地利之后，最终还得回归到创作本身。
去年，胡波遗作入围了最佳长片作，最终在颁礼上获得“特别提及”荣誉。文晏透露，这其实是的一次破例。
“这个是有金的，5万欧元，平摊给导演和制片人。所以对我们评选是会提出要求的：第一不可以有并列，因为牵扯到金会比较麻烦，第要给特别提及，因为16部已经是提名了，不需要再格外提及。但去年胡波去世了，而且评委们认为这个片子不错，所以还是希望以特别提及的方式来表达一下对他的肯定。”
今年电影节一个明显的主题是两性平权，女导演、女评委、关注女性题材的作品都很多。包括世界范围内，这也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
作为中国当代女性导演代表之一，文晏说：“我觉得改变都是潜移默化的，不是说一件事就可以把几千年积累下来的问题那么容易地改变，但是努力都是值得的。三大电影节其实都签了平等的协议，他们承诺在选片中，不是说一定要像配给似的男女作品数一样，而是说在整个过程中要是公平的、合理的。”
“我也不赞成照顾女生，如果片子确实不够好，硬要把它选进来，这我是也不同意的，这其实是另外一种歧视。”
“在过去的100年里，男性导演确实作为主导在创造一种视听语言，创造一种我们怎么去看待世界的方式，那么，我们现在成长起来的人，也是被这种观看方式和思考方式所塑形。当我们意识到这可能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看一些女导演的作品，重新来认识这个世界。几十年前不同种族之间的对立是更强烈的，但是现在我们发现，黑的、白的、黄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都是人类在慢慢进步过程中的一小段。”
今年无疑是电影节的华语片大年，仅主竞赛就有三位中国导演入围。主竞赛入围数每年有随机性，但其他各个单元的中国青年导演越来越多。刚好单元多，这是给青年导演的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
文晏表示不知道两部华语片退赛的原因，但她认为电影来到电影节交流还是有必要的。“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本身就是需要去跟别人沟通的。电影节让全世界的电影走到一起，彼此学习，我觉得这常重要的。没有道理说我们关起门来做自己的小电影，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艺术是全人类的。”
最佳长片作在欧洲三大电影节都有，都是横跨所有单元选出一部最值得鼓励的作，很多电影节“嫡系”大导演都由此起步。文晏向我们介绍了今年该项评选幕后的一些情况。
比起戛纳和威尼斯，面向青年导演的单元更多，作数量也更大，全部交给评委评可能不现实。因此在评委到达之前，组委会会提前筛选一轮，公布16-18部入围名单，然后三位评委再每天观看和讨论，最后一起讨论出一部最佳。
文晏说，作虽然总有缺憾，但也常给人带来惊喜。三大节的作总体而言会比国内青年影展上的作品题材更多样，视野更广阔。文晏结合之前她在威尼斯和今年在评选作的经验，从评委角度出发，对想从电影节起步的新导演分享了：
新导演的第一部作品往往是来源于你的人生积累，不管你20岁、30岁，第一部电影拍的一定是你最不吐不快的事。所以，如何把你非常个人的感受，经过艺术化的处理表达出来，使得大家都能够去感同，这是很不容易的。当你离这个题材特别近的时候，可能就会失去客观立场，需要找到一个电影的方法来讲出你个人的故事。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看到一件事情、一个社会问题，它可能很重要，但是你的独特视角是什么？你不是一个记者或者一个看客在看这件事，如果你决定要去拍它，你的立场、你的视角是特别重要的，这对新导演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新导演不要担心缺钱，钱能帮助提升制作，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很多优秀的电影常低成本拍出来的，举个例子，去年文晏在安塔利亚当评委，当时名单里有《小偷家族》《冷战》《迦百农》等大热作品，最后决定把给贾法·帕纳西的《三张面孔》。他在伊朗被在家里，仅用一两只灯、一个索尼小相机就拍出一部触碰到电影本质的惊艳作品。
现在中国的新导演不一定很缺钱，思维上更会有一些懈怠，可以实现的就去拍了，但事实上你缺一层思考。作为普通的商业片没问题，但参加电影节评选的电影应该有新鲜的视觉、新鲜的叙事方式，千万不能被钱了眼睛。作为一个导演，你要真的想透每一场戏要表现的是什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导演德·西卡得过四次奥斯卡，他说毕生最想拍的电影是《最后的审判》，但是找不到钱。能想象吗？如果一个中国导演得了四次奥斯卡，可能找不到钱吗？所以你要明白，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导演，他有非常牛的想法，最终都是没有实现的。这其实是一个常态，导演就是要靠不断地去努力，不断地去证明自己。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太容易了，所以我们变得有点懒惰。
现界融合的趋势在青年导演作品中很常见，很多电影题材都是跨国界的。你可能看到一个欧洲导演在处理一个中东题材的电影，或者一个导演在拍摄亚洲的东西。随着网络交流的普及，我们的身份在发生变化，不再像几十年前我们作为某一个民族或者作为一个女性那样，都是相对清晰和单纯的。现在会变得非常复杂。
文晏作为拥有制片人和导演双重身份的人，对电影往往可以站在多个角度去思考。比如娱理工作室问文晏怎么看《地球最后的夜晚》营销成功但又遭到疯狂口碑反噬的事件，由此给艺术片宣发带来的思考是什么。
“我做一个电影的原则，首先你在制作上要控制，不能失控。导演可以天马行空，但制片人要预判可行性，只能容许非常小范围的意外，不能说整个都是意外。这个电影要能以它最好的面貌呈现，同时也要想商业上怎么控制回报，毕竟电影也是商品。如果前面控制得好，后面是不需要那样去营销的。”
“第二步，在营销的时候，如果我是导演，别人要来营销我的电影，我会希望这个营销是不要太改变我对电影的初衷的，因为我希望是我的目标观众来看我的电影，而不是完全不相干的、看不懂的观众来看，那样对电影不好，对市场也不好。”
“这个问题体现了艺术电影宣发在中国今天的困境。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特别有效的宣传发行艺术电影的方法，大家还在摸索。艺术电影首先应该覆盖到它的影迷群体，其次再想怎么能从这个群体拓展开来。”
“每个电影有不同的方法，但肯定是正向的拓展，是良性循环。但如果你不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吸引观众进来，今天这找一些，明天那找一些，也许这一次你把钱挣着了，但是对于市场的长远培养是无效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有全局观，希望这个观众群越来越大，我希望看我电影的观众也能去看王小帅的电影，也能去看胡波的电影，也能去看毕赣的电影。一部文艺片只要质量好，就都能有一定的票房和回收。”
在艺术片努力触及大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进行一些商业上的平衡，比如前面提到的《地球最后的夜晚》是明星主演，这次王小帅的《地久天长》主演里也有王源。
文晏表示不反对流量明星参与艺术片：“我觉得就是要做好。我看完片觉得王源不错，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流量明星完全不会演戏、过来摆几个pose就完了。当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所有的演员都融在里面，那我觉得这就不是问题，没有必要去或者对立。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流量，作为导演你没有办法去指导好这个流量明星，没有办法把他变成你的角色，那这就是失败的，就不应该这么做。”
文晏执导的《嘉年华》讲述儿童性侵事件，大胆挑战了现实题材。文牧野导演的《我不是药神》关注的是高药价问题，这两部电影都与现实密切相连，甚至推动了现实情况的改善。
文晏坦言最初就是找到了这个触动她的题材就去做了，没过多考虑审查的问题。“我相信，当一个电影真正有力的时候，它也能打动审片的人。”
“我们拍电影是为了真正地去讲人的故事。哪怕电影存在性，也不是简单地发个牢骚，那不会是好电影。好电影是，我让你看到了这个人的困境，你会联想到自己。那么当这个东西很有力的时候，我相信它就能最大限度地去打动别人。”
“我们不应该首先给自己画一个框。电影表达是的，我们的想法，尤其是年轻人的想法应该是永远往前走的，要去冲破我们的东西。”
文晏，当你真正做到这些，拍出一部好作品，结果就会是好的。《嘉年华》和《我不是药神》的成功，更会为今后的国产现实题材电影打开一条。（何小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