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日报：『文化徽州』的形成

　　“徽州”是什么时候附着上了文化的意义？换言之，“徽文化”或“徽州文化”被所看重、所接受，并被徽州人自觉地加以孕育，是在什么时候？我以为应该是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

　　1490年，徽州籍士大夫程敏政编辑的《新安文献志》刊行。程敏政（公元1444年1499年）是徽州休宁人，在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考取了第二名进士。此后他担任过不少，最高的级别是礼部右侍郎，而最荣耀的职务是“侍讲”。《新安文献志》是一部让人望洋兴叹的文献集成，全书分甲、乙两编，共100卷，收录文凡1087篇，诗1034首，总字数120万有余，书板1600多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该书道：“征引繁博，条理淹贯，徽州一郡之典故，汇萃极为赅备；遗文轶事，咸得籍以考见大凡。故自明以来，推为钜制。”

　　这部文献志是以“新安”“徽州”为核心的，它全面展示了这个地域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累。在书的前面，编者专门开列了从齐、梁到国朝（明）的“先贤事略”，这是一个曾经著书立说或有文章流传的徽州人的名单，共有326人，换言之，他们是这部书收集的各种“文献”的贡献者。另外还有一份写过徽州或与徽州的文化积淀有关的外地“先贤”名单，包括欧阳修、苏辙、苏舜钦以及明代的台阁重臣丘浚等人。当然，这个时候王世贞、钱谦益、袁枚这些曾经游览徽州的大名士还不在其中。即便如此，这份名单已然显示出徽州这个地方的文化积淀之深厚悠久。

　　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收录的文献全面而十分细致地呈现了弘治朝以前徽州的文化图景，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徽州地域文化的信息，从而天下，“徽州”不仅仅是行政区域意义上的徽州，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徽州。在中国文化版图中，它有着深厚的积淀，它有着令人瞩目的贡献。可以略举以下数例见其大概。

　　山水景观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相辅相成、互为浸润。徽州山水之秀丽，至少在宋代就引起文人们的注意和记录，《新安文献志》中就收录有不少记录和描写徽州秀山丽水的作品，有的是“记”，有的是诗词。今天闻名天下的黄山，大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声名远扬的，旅行家徐霞客写了《游黄山记》，徽州籍的文人潘之恒编撰了一部《黄海》。但《新安文献志》中收录的元代文人汪的《游黄山记》，就对黄山有生动的记载和描述。汪是延祐年间的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笔下的黄山：“时晴雨修霁，气象瀓洁，环视数百里，冈峦墟落，历历可数，九华绿翠若莲开，陆焦村所见峰皆平挹”

　　如果说，汪笔下的黄山是自然山水，他笔下的“堪老园”就是一个人文景观了。《新安文献志》所收汪氏《堪老园记》写道：

　　古之为士，幼而学，强而仕，迨夫致政得谢，则归老于其乡，而有养也。夫如是岂不堪者乎？七世祖龙溪先生，中和，以奇才伟器发闻词林，适俭人居相位，繇符宝郎出通判宣州，尝题官舍末章云：“生涯未办亦堪老”。四世而至大父宛溪公，中年颇治亭台花木，榜其圃曰“堪老”幸不堕诗书之绪，苟禄逾三十年，今秋谢事而归闲则携孙子渡小舟，纵杖履，汲泉瀹茗，拮蔬引觞，祛俗虑于，延真趣于物外，其中诚不能肖前人，而生涯寡薄则又过之然亦忘其堪与否矣。

　　从文中我们得知，汪的七世祖叫汪龙溪，他名汪藻，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进士，曾经被封新安郡侯，“为南渡词臣称首”。他通判宣州时题的一句“生涯未办亦堪老”成为“堪老园”之名的来历，而汪的祖父汪宛溪则将“堪老”二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园林。到了汪本人，则在退政之后，充分享受起“堪老园”的乐趣了。这是一个园林的历史记载，也是一个家族历久不衰的，还是一个徽州籍士大夫退居生活经历的记录，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命题足以让人回味和品鉴。

　　徽州地域文化的积累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体现家大族累代繁衍中，也往往体现在山野乡民的耕而重读的生活方式上。《新安文献志》收录的郑玉的《耕读堂记》颇有意味：

　　鲍生深筑室于所居之前，为委积之所暇，则弦歌其中，名以“耕读”，请记于予，予未有以记也鲍生从予游，粗知好古人之道，故能耕田以养其亲，读书以修其身。使比屋之人，皆如鲍生，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虽复三代之制，不难矣。子何疑焉？”鲍生进曰：“先生斯言，非记乎？”请书而刻之屋壁。

　　郑玉是元代的南方有影响的理学家，其生平有明代汪克宽写的《师山郑先生玉行状》，也收录于《新安文献志》卷六十六。这篇《耕读堂记》从文章学的角度看，以对话出之，引人读兴；就主旨而言，乃是昌明古道，表达了一个理学家“复三代之制”的理想。而所记载的事情，则是元代徽州乡村一个普通农民的耕读生活。耕，是和“养亲”的必要；而读，则是的行为，也是文化积淀的过程。记中的“鲍生”，有姓无名，郑玉似乎也无意借此这位从他而游的好学之人，而是借此而阐发耕读进而厚人情、淳风俗的理想，想必他手书并刻在耕读堂墙壁上的题名，在当时是起到了激励徽州年轻学子读书热情的。

　　徽州的崛起离不开徽州商人。历史学界对徽商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但是多注意到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徽州商帮”的形成和发展。而对此前徽州商人的活动，却很少关注和提及。实际上，在《新安文献志》的人物传记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成化、弘治以前乃至宋代徽州人经商的记录。例如卷八十七汪以质撰写的《紫岩先生汪公臣行状》，说传主汪臣本来读书，屡试而未竟，“因贾茗于常，不事产业。绍定壬辰，子荆溪息踵宁居”。这里的“不事产业”，大约说的是他因为做茶叶生意，而没有在家乡购买田地、建造房宅；“绍定壬辰”是南宋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这个时间的徽州人已经在常州一带贩卖茶叶了。又如卷八十八收元代程黟南所撰《蒋市监元传》，记载歙县蒋元，父亲早逝，他跟随兄长入京师，“懋迁为业。时年尚少，心计颛敏，能辨物精粗，相时利便，贱入贵辄出中机会，往往大获，虽老于市者莫能与之校与诸昆弟族人同财，无纤毫私，以是益见信重。”显然，这位蒋元不仅自己的生意做得精、做得大，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兄弟和族人一同发财。其情形和成化、弘治以后徽商的经商模式完全相同。

　　总之，由于《新安文献志》是明代成化年间以前徽州文献的汇集，其中所保存的大量信息充分展示了徽州文化的积淀过程，展示了“文化徽州”之形成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