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睡衣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去过上海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忘记大街上穿睡衣的男男。他们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穿梭在各大超市、菜场，甚至南京的街头。和他们擦肩而过的，还有穿着最入时的上海摩登男女恐怕没有比这更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面了。

　　上海向来走在时尚潮流的最前沿，这里的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绝不松懈。可也是最体面的上海人，把不甚合身、印着谜之花纹的成套睡衣，大大方方穿出了。

　　其实，初期的上海，就有穿睡衣出门的人了。不过当时只有两种人这么干大财主和舞女。大财主在口以睡衣示人，显示自己不仅有钱，还很闲。毕竟睡衣是舶来的洋货，普通人家是负担不起的。舞女们则在白天穿睡衣示人，表示她们此时不做生意。

　　时期的上海人，虽然大部分都住在弄堂里，但是彼此阶级差异巨大。资本家、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居民，住的房子都是不一样的。

　　最早的石库门弄堂，本是土豪乡绅们住的地方。19世纪60年代，太平起义把江南地主豪绅赶进了狭小的上海租界，使得租界人口暴涨几十倍，催生了旧式石库门弄堂。以后，这些有钱的绅士逐渐搬出石库门，改住新式里弄，淘汰下来的石库门弄堂渐渐变成低档住宅。

　　20世纪30年代，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再一次成为战争避难所。大批居民涌入租界，房地产商乘机将已被淘汰的旧石库门弄堂出租，很多承租户也将原来独门独户的单元分房间出租。破败的石库门弄堂很快拥挤不堪，住着大量中下层居民。

　　虽然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如中等收入群体住的新式石库门弄堂，更比不上资本家的花园弄堂。但能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区寻得住处已属幸事，何况还能享受自来水和煤气的便利。

　　但由于一户单元要分租给好几户居民，这些便利的设施都需与人共用。由于并没有卫生间，洗澡可能扯一条布帘就完事。诸如洗漱、淘米、洗菜、做饭之类的日常生活，都要在弄堂里进行。

　　原本作为公共通道的弄堂，逐渐成为家居空间的延伸，甚至被居民们归为私人空间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分租共用的中下层居民们，在卧室里穿的衣服，在弄堂里穿自然也没关系。

　　如果弄堂只是作为私密空间的延伸，睡衣自然不会出现在绝对的公共空间比如弄堂外面的大街。可是老式弄堂往往处在市中心的热闹地段，许多机构和店铺迫于高昂的房租，不得不搬入弄堂。

　　弄堂里多的是钱庄、洋行，旅馆、浴室、饭店也很常见，至于小杂货店和小食品店，就更不值一提。由于商业活动兴盛，以弄堂为中心形成了不少交易市街。如今你在上海会馆街看到的潮州、漳泉、商船会馆，就是当年弄堂繁华商市的。

　　因此，虽然围墙和大门给了弄堂居民私密和安全的感觉，但齐全的商业功能使得弄堂成为面向城市的空间，里弄街区也作为城市里四通八达的脉络而存在。如此一来，弄堂作为个人私密空间延伸的同时，又有城市公共空间的强烈渗入。

　　在弄堂里能穿的睡衣，在其他不太正式的公共空间自然也能穿。穿睡衣的弄堂居民，去沿街店铺打油买米，再稍远一点的菜市场和超市，也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

　　后，上海人狭窄的住房空间并没有得到很大缓解，弄堂依旧是城市居民住宅的主力。虽然商品化住宅逐渐增多，但截至1997年底，生活在上海各式里弄中的居民总数仍有317万，占市区人口总量约40％，而在80年代末，这一比例曾超过60%。

　　与此同时，弄堂生活的便利性也没有消失，人们穿着睡衣，不用过马，就能在街区商店买到绝大多数日常用品。

　　据1990 年对上海老弄堂的一项调查，发现平均82%的居民大部分物品是在弄堂商店购买的，甚至是在南京和淮海这两处商业中心之间的宝裕里，也只有5%的居民去商业中心购买大部分物品。

　　设想一下，如果是在，住宅区的周边大多很荒凉，出门就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要是穿着睡衣走在外面，可能真的会被人当成神经病吧。

　　然而，20世纪90年代起，弄堂面临着的危机。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上海利用外资进行旧城和新区建设，在旧城中大批弄堂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写字楼和高档住宅。

　　原弄堂的很多居民都搬进了新式小区，享受到卫浴和厨房，不用像以前那样在其他人面前刷牙洗脸、洗菜做饭，不过穿睡衣出门的习惯并没有轻易消失。

　　这一习惯作为特定时期住宅经验和社会文化共同演化的结果，虽然很偶然，却也非常，并不因家家享受到卫浴而轻易改变。人们搬离弄堂，但是原来的生活做派却得以保留。它更像是被弄堂居民集体分享的一种默契，延续到今天，成为上海街头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观。据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