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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之一

　　陈独秀(1879-1942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之一。1920年英语常见的四种文体，在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后被选为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中，多次反对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国际要求党员留在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党员留在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都没有对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党员虽然是中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做苦力的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党）。

　　1927年大失败对中国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能恢复过来。对这次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的头上，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党人都低估了农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意见书》，攻击中国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被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

　　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英语常见的四种文体，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与科学，提倡文学，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之一。

　　1920年初潜往上海英语常见的四种文体，在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等职务，是中国党早期的主要。在大时期，他多次独自、或与少数同志联名反对国际领导层发出的一些明显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苏共和国际当权派的弹压。

　　1927年中国大遭到失败，陈独秀成为国际斯大林主义路线月中旬，中央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左翼反对派纲领的《我们的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于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

　　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

　　小时候的 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各种文体的写作格式，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国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总。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键，以及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家而非家。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国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国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英语常见的四种文体，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其一，与（或）；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是关键问题，正是从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陈独秀说过：“主义是从人类发生组织以至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上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或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结果也只能是领袖，任何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与法西斯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或）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英语常见的四种文体。”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的“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各种文体的写作格式。”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失败以后，斯大林把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党的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见上引)。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英语常见的四种文体，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的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党人的破坏。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下应实行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局，而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