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裁和文体区别老年人文体娱乐活动古代四大文体及特点体裁文体和样式

　　2020年12月16日，在北京香山纪念馆，参观者拍摄展出的电报手稿

　　2020年12月16日，在北京香山纪念馆，参观者拍摄展出的电报手稿。 人民视觉供图

　　是家，又是文章大家。召他以实践，战斗假他以文章，他在征程中，持短笔，照孤灯，蘸遍山河大地的苍茫云烟和者洒下的热血，书写着历史的华章。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奔腾汹涌，者看了坚定信心，迷惑者看了找到方向，敌人看了胆颤心惊，责难诘问者看了很难回答，中间派看了同情且倾向于我，真的是大长自己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

　　的文章精神灿烂，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结晶，是中国党优秀学风文风的代表。“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学习的文章之道，传承文脉，端正文风，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存世的第一篇文章是《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他是1912年19岁时写的政论文，全文465字，小楷书写。初试啼声，迥异凡响。这篇作文得了100分，获得国文教员柳潜的高度评价，柳老师除了写下140余字的批语进行赞扬，还预测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

　　1917年4月，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上发表《体育之研究》。这是平生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体裁文体和样式！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它？”这是《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的话，这个宣言同时宣示着一位文章家上路了。

　　28岁时主编《湘江评论》，既当编辑，又是作者。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他就冒着酷暑和蚊叮虫咬自己写稿，一个多月内写了40多篇文章，多是杂文。到出第五期时，《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好在前面4期的文章保存了下来。此后，还在《大公报》《女界报》等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他针对赵五贞女士包办婚姻之事，连续发表10篇文章，提倡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这是创作的第一个。

　　1925年12月，由主编的中央宣传部的刊物《周报》创刊，一个月里在上面发表了近20篇文章。1925年和1927年，他走村串户调查数月，写下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报告文学《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等，为确立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湖南农动考察报告》还刊登在国际机关刊物《国际》的俄、英、中三种文字版上。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体裁和文体区别。”国际主席布哈林称赞“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

　　走上道路乃至成为中国党的领袖之后，指挥打仗再忙再累老年人文体娱乐活动，工作条件再苦再差，他都坚持亲自起草文章、电报等。他把写作当愉快的事业了。

　　井冈山时期，的代表作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写下的。这些经典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原创性的思想和鲜活的事实，把中国引向一个新的局面。

　　苏区时期，一度被边缘化，也没有停止手中的笔体裁和文体区别。这时期，他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游击战争》等产生广泛影响古代四大文体及特点。

　　中国党从成立开始，党的中懂理论的比较多，在苏联留过学的比较多，重视“理论”成为中国党的风格与特色。同时，建立和开展活动之初，又是理论不足的，表现在空洞地引用马列主义的“本本”，而不懂得结合中国的实际。没有出过国，不懂外文，大多数时间是在基层、在山沟里闹，被那些在莫斯科喝过洋墨水的人看作“土包子”，认为他是理论不足的人。

　　1960年12月25日，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打仗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既然你们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古代四大文体及特点，是为了写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战争的经验。”

　　丰富的实践经验古代四大文体及特点，长时间的理论准备，加上落脚陕北后可以从容地思考问题，开始从事理论著作的写作。《矛盾论》《实践论》《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党人〉发刊词》《新主义论》……“老三篇”等一批经典问世。这是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批理论著作。这些著作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文字上，多为精心而严密的建构。文字破茧而出，思想化蛹为蝶，著作家的形象巍然屹立，没有人嘲笑不懂理论了。党的叛徒叶青曾经认为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他看了的《论新阶段》《新主义论》等，不得不佩服地说：“我对于，从此遂把他作党理论家看待了。”

　　延安是写作的高地。《选集》四卷共159篇文章，有112篇诞生于延安时期；《文集》八卷的802篇文章，有385篇写于延安；《军事文集》六卷中1628篇文章，也有938篇是在延安写的。当然，还有一些重要著作没有收入这些集子。比如《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是的激愤之作，因为写得太尖锐，担心不利于团结同志，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1948-1949年，是创作的又一。《将进行到底》《论人民》以及“五评”美国……美国的是1949年8月5日发表的，在一个多月里，连续发表“五评”，抓住中的要点和要害，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欺骗性，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阐明，文章气势如虹，意气风发，有许多燃烧的句子，展现的是不可阻挡的开国气象、开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七千会讲话）陆续问世……目光远大，笔锋强健，思想颇具开放性。1956年他亲自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一口气写了一百多条按语，长者千言，短者几十个字。王蒙评价说：“毛主席在‘’中撰写的条条按语，就像钢锤打铁溅起了金星，就像焰火布满了礼花，就像大潮冲向巨岩形成着雪浪，就像乐队指挥含泪铿锵起各式乐器。啊，这是什么样的才华、什么样的激昂、什么样的决绝、什么样的威严与自信！它比诗还多情，比戏剧还想象，比军令还雷厉风行，比烈士断腕还一切在所不惜！这是多么好的政论文学、文学与动员檄文……”

　　上世纪50年代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写作，天马行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述而不作”，他的“文章”化繁为简，大道至简。总的看，多是只言片语，点到为止。但不能不说，批语、谈话等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了。

　　诗词是他一生的最爱，结集为《诗词集》。他还写有集句诗、打油诗、联句诗，还有诗话、诗评等。诗人臧克家说：“毛主席诗词常读常新，毛主席诗词越挖越深。”高亨教授在一首词中评价诗词说：“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以“诗雄”的形象进入中华诗词巨人的行列。

　　大处落墨，论文他写得最多。《选集》四卷为其代表，郭沫若称之为“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还有《文集》8卷，精彩纷呈。对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都有尝试，考据之学，他也涉猎。还写过祭文、挽联，这是古老的文类，他写得不落俗套，《祭母文》《祭黄帝文》是其代表。

　　虎帐拟电文，倚马草军书。在战争年代，主要是靠电报指挥战争，他握管便写，起草了几千份电报。参与编辑《文集》的逄先知评价说：“这些军事电报虽然有许多生疏的地名和敌我双方的部队番号，但都是可以单篇阅读的。这些电报不仅可以读懂，而且很有趣，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方和思想性的东西，给人们以启迪和智慧。这些电报气势恢宏，文笔非凡，堪称范文。”

　　一生写过许多书信，信手写来，无不入妙。“小李娃：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老年人文体娱乐活动，大家喜欢。下大雪了，你看见了吗？”这是给女儿的信，末尾飞来“大雪”一句，冰清玉洁，率真而深情。香港作家董桥有篇文章叫《会写信》，其中说道：“白话文写得漂亮。”他以1958年7月1日致胡乔木的一封信为例，评价说：“信中文字简洁得很，又有气势。白话信写成这样，值得学习。”书信是著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央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有1500多封。

　　起草文件、通讯等一些非文学体裁的文章时，不是把思想和意思说清楚就行了，他还讲究行文中的文采文风。即使写公文体裁和文体区别，他也不是像许多人那样用习惯的公文语言来写，而是有意识地把公文当“光昌流丽”的散文来写，增加公文的感染力。

　　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到快要到来时，用富有想象力的语言进行了精辟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如此遣词造句，郁郁乎文哉，可见心中具有很强的文章意识、散文意识。编辑《集》（20卷本）的日本人竹内实说：“很多人读了《选集》中的文章，都觉得的诗兴非凡。那些文章虽说都是政论文，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枯燥无味，他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容，有力地展现了文章的逻辑性。”

　　战场喊话（又叫火线喊话），是在战场前沿上对敌进行的口头劝降活动，目的是瓦解和涣散敌军，促使敌军官兵放下武器。这本来是基层官兵的事情，从来不是大人物干的事，基本上不需要正经的稿子，更不需要形成正式的文章，都是喊完拉倒，保留不下来。自辟新境，在组织战斗和指挥战役时，亲自操刀，把战场喊话写成战斗檄文，写成了经典。

　　1948年11月，写《向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用文字摧垮敌人心理：“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紧缴械投降……”同月，还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给高级将领喊话古代四大文体及特点。如今看这两篇文章，如我是喊话者，洋洋洒洒，胜利在握，自信充满，神气活现；如我是被喊话者，听得哆哆嗦嗦，吓得心惊肉跳，一点战斗精神都没有了，只想发抖着身子赶快举手投降。

　　1958年10月，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同胞书》等，不仅向官兵喊话，还喊给蒋介石听，喊给美国人听，有言中之意，有话外之音，有无尽之言，一鸟三石；特别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打半停”“单日，双日不打”，自家制定战场规则，玩的是“战争游戏”，那叫潇洒。

　　自己署名的文章自己写，还替党中央写文件，替报纸写发刊词、社论、编者按，替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写新闻报道、时事点评。他擅长用媒体讲、讲策略，把社论写得风生水起，把新闻稿写成经典，有的以新闻之笔挤进文学名篇，让人赞叹。你看他的《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不足200字，新闻六要素完备，更妙的是将解放军之神勇和敌军之崩势，勾画得活龙活现，为一大事件增光添华。作家梁衡在《文章大家》中评价说：“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的味道？”

　　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新闻工作文选》古代四大文体及特点，收入关于新闻的论著71篇，他亲自撰写的新闻作品28篇，他修改的稿子24篇。新华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新闻作品集》，收入他1919至1970年为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撰写的各类文字133篇。这肯定不是的全部新闻作品。作为最高亲自上阵“新闻战线”（把新闻称为“新闻战线”，也是的创造）体裁和文体区别，这在世界各国中实属罕见。

　　自己动手写文章，并且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动手写文章，认为这是一种好的作风，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之一。

　　1948年1月，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由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1958年1月12日，给刘建勋、韦国清写信，他说：“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要求：“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一切依赖秘书，这是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1964年3月28日，把领导干部不动手写文章上升到官僚主义来批评。他说：“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让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

　　“捉刀”即代人作文，是个历史现象。上古捉刀为笔，竹简木简出现后，又用刀修改上面的舛误；后来人们把替人作文称为“捉刀”。擅长文章，多是亲力亲为，不喜欢别人替他捉刀，他反倒喜欢替人捉刀。比如：1948年11月替刘伯承、陈毅写的《向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线日，起草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关于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电报》，此电后改署周恩来发表。1950年1月19日，起草新闻署长胡乔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线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同胞书》。还替大文豪郭沫若等名流捉刀。

　　当然，也有一些文章是秘书写的。1956年9月15日，要在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会议开始前一天，“笔杆子”陈伯达把他起草开幕词送给，一看，长篇大论，很不满意。会议第二天就要开幕了，时间很紧，让秘书田家英连夜赶写。田家英谙熟的思想和文风，他根据的意思，晚上加班，一挥而就。看了，很满意。一般不喜欢念稿子的在开幕会上念的就是田家英撰写的这个稿子。这篇讲稿2000多字，赢得30多次掌声。据逄先知《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回忆，致辞之后，人们纷纷上前称赞毛主席讲得好，有人还特别提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警句尤为精彩。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年轻秀才写的，秀才就是田家英。”坦率地说自己的讲话是秘书写的，足见其坦率与自信，他的文采不怕别人遮住，别人也遮不住。

　　自古以来，常有抄袭人家文章的“雅贼”，叫做“文抄公”。蜀主孟昶的《玉楼春》（冰清玉骨）是两首七绝，苏东坡把它化来，经过增字、增韵而成八十二字《洞仙歌》。评价说：“苏东坡是大家，所以论者不以蹈袭前人为非。如果是别人，后人早指他是文抄公。”

　　在“七大”会议上批评说：“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体裁文体和样式，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古代四大文体及特点。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讲的就是讲的，徐老（徐特立）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一组排比句子，讲述了不要做“文抄公”的道理。这其实提倡的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作风。

　　笔走龙蛇惊风雨。具有强大的“文章力”。这个“文章力”，绚烂奇妙，既改变历史，又记录历史；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具有软硬两手具足的力量。他的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

　　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带着同志的血迹，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刻，用最通俗最尖锐的话说出来，唤醒了党人体裁和文体区别，打醒了历史，打响了天地，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一个“支部建在连上”，改造了旧军队，推广到全国去，支部建在村庄，支部建在街道，支部建在车间，支部建在处室，改变了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哲学家李泽厚说：“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太重要了；推广到社会上，就是一直到居民委员会，管到所有人的所有一切。

　　《矛盾论》《实践论》，这是哲学的“双子星座”，交给中国党人务实而锋利的哲学武器。一篇《论持久战》，预言和论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体裁文体和样式体裁文体和样式，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构成了延安整风基本的学习文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文艺的“心经”。从《新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到《论人民》，为新中国国体政体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国家样式”。《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老三篇”，影响了无数人的世界观。可以说，收入《选集》中的文章都在中国历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西柏坡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0余封，指挥“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周恩来说：“我们一不发人，二不发枪，三不发粮，天天发电报，就把敌人打败了。”

　　用“笔杆子”打败敌人的最惊人的一幕发生在西柏坡。1948年10月，驻守在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得到中央在西柏坡的情报后，准备出动近十万大军和骑兵进行突袭。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西柏坡周围的解放军仅有一万余人，军情火急。得到消息，他说：“我们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周围的人心中疑惑：我们身处险境，还要给别人厉害看？拿起了“笔杆子”，亲自组织和撰写了几篇新闻：第一篇，是胡乔木起草、修改的《蒋傅军妄图突袭石家庄》，新华社10月25日播出；第二条，是写的《华北各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新华社10月26日播出；第三篇，是写的口播稿《关于敌军拟袭石家庄的口播稿》，新华社10月29日播出；第四篇，是写的述评稿《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新华社10月31日播出。这些评论，把傅作义进攻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傅作义收听到方面的广播，一看对他们的计划了然于胸，早有准备，生怕遭到埋伏，只好悄悄地将开出去的部队撤回北平。正是：巧设空城计，一支笔吓退十万兵。

　　传神文笔写千秋。的文章，为党人立心，为百姓立命，为民族的复兴开启航程。他的名章妙句传布于广大人群，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乃至改造了许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发挥了刻骨铭心的久远效应。

　　的文章，不同于“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白话，而是白话。他把语言提高了，构建了一种崭新的用语言写作的白话文。

　　对自己的文章，有“文章自信”。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他请斯大林派一位苏联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斯大林当即决定，派哲学家尤金来中国协助编辑《选集》。后来当面对尤金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学家陈垣说：“得读《选集》，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还将由谢山转而韶山。”

　　文豪郭沫若说：“毛主席的文章和他的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欢看。听毛主席讲话，好像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像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

　　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围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或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术语与文艺话题交织，高屋建瓴且联系实际，给与会者以柳暗花明、跌宕有致的特殊感受。翻译家傅雷听了，3月18日给儿子傅聪写信说：“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知识分子没有区别”，他的讲话“出于极自然的态度，无形渗透于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

　　清魏秀仁小说《花月痕》第三十一回有个词叫“文章华国”，意思是说，好的文章是国家的荣誉和光彩。以文章华党，以文章华国，党人佩服，知识分子佩服，连政见大不相同的胡适也承认的文章写得好。胡适与著名学者何炳棣讨论诗词时用英文说：“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还跟历史学家唐德刚说：“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胡适的话算是说出了一部分真理。试问：的笔杆子，其他组织的笔杆子，济济乎，有写过的吗？多乎哉？不多也。

　　（作者简介：胡松涛，作家，作品有《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辋·王维》《民间的阳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