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八种文体文体 英语

　　《说文解字本部》曰：“奏，进也

　　《说文解字本部》曰：“奏，进也。”即向皇帝陈述政见之意。“疏”分条陈述也，即所陈述之事须得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所以奏疏就是古代臣子向皇帝呈事进谏的上行公文文体。它可以分为奏言（口头）和奏章（书面）两种形式古代八种文体。关于奏疏之名，不同朝代各有差异，但是功能和本质却几无变化。

　　本文是以西汉中晚期奏疏为研究对象，揭示其所蕴含的文学价值，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以及奏疏的产生与其艺术特色。奏疏作为臣子下情上达、并且载之于书册的公文文体，其出现必须是在文字和君主制国家产生之后。只有这两者完全具备了，作为上行文体的奏疏才会真正形成。

　　刘勰的《文心雕龙奏启》曰：“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可见在唐尧、虞舜的时代文字还没有产生，下者向首领提出建议与意见，只能是通过面对面的口头对话来进行，而不是以书面的形式陈奏于上，我们将这些称之为“奏言”。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生产生活的不断进步文字产生了。

　　但是只有符号载体，却没有特定的臣属关系，奏疏文体依然无法确立。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私有制随之而来，与之相呼应的阶级关系也孕育而出。在此基础上自夏代起，如典律制度、军队谋伐、城池修建等等，逐渐开始兴起并完善。这些要素直接标志着国家的产生和君臣之间隶属关系的确立。

　　只有这时奏疏文体产生的先决条件才得以齐全，正如李充所说：“在朝辨政而议、奏出。”这些早期的奏疏类文体，其特点就在于它不是由议政者自己撰写，而是由史官将君臣的对话记录成册，所以它应当属于早期的口头形式的“奏言”范畴。例如《诗经》是“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之作。

　　首先第十五“国风”篇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社会制度。“行人”将自己所甄选的诗歌献给天子，以助观览之时，不正是在传达着下情上达、以谏君行的精神吗？《诗经》的采集制度以及“史官”的呈奏之意，都对奏疏的产生有一定的影响。其次奏疏作为谏君之作，讽谏精神实为其核心。

　　《诗经》的讽谏意味也非常浓厚，这种讽谏精神的共鸣，体现了奏疏作为上行文体，所蕴含的委婉而又耿直的情思。而且后世之人，也多在奏疏中引《诗》说理或借《诗》以讽谏，足可见《诗经》讽谏精神以及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雅”和“颂”与奏疏也有密切关系，如“雅”与奏疏的作者、受文对象、文体特点与风格都有密切的关系。而“颂”对祖先的歌颂、国家的赞美，与后世奏疏中臣子对天子的称颂、谄媚可谓一脉相承。最后《诗经》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对奏疏的写作也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如“赋陈其事以直言之者”的赋，便与奏疏中忠言诤谏、直入主题的艺术手法一致。尤其是“兴”因为其带有委婉含蓄又引人入胜的特点，所以多被谏者所采用，又如刘向《条灾异封事》多是借上古贤圣与暴君的对比来劝谏汉成帝，希望他能重贤任能肃清朝纲。所以说《诗经》的艺术精神与创作手法，对奏疏公文文体的形成影响巨大。

　　至春秋战国之时社会进入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各诸侯国招贤纳士、交往频繁。有识之士对上可以直抒胸臆、广谏良言，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也逐渐形成。这些都为公文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如《左传》“宫之奇谏假道”，全篇言辞恳切，哲理色彩与讽谏精神贯穿全文。

　　唯一遗憾的便是这些都是由史官记录而成的“奏言”。战国之际奏疏类公文文体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创作上都开始进一步发展形成。首先在理论构建上，《荀子非相》曰：“故人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

　　可见《荀子》将公文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上启下的下行文，称之为“政令”，另一类便是下情上达的上行文，称之为“谋救”。“政令”与“谋救”两种文体，表明至少到战国中期，对于君臣之间公文性质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类。其次在艺术创作上，出现了如乐毅的《报燕惠王书》、范雎的《献秦昭王书》、范蠡的《向勾践上辞别书》等。

　　这些著作言辞委婉而又雄辩令人折服，实开“奏章”之先河。下至秦代《秦律内史杂》说：“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即臣下有事奏于君主，不能口头请示也不能找他人代请。可见至秦时奏疏文已经严格确定了其书面形式文体 英语。秦代最著名的奏疏文莫过于李斯的《谏逐客书》，在奏疏文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文选》“上书”类首选的便是此书。随着公文文体的不断成熟，到了汉代仅用“上书”来概括一切公文文体，已经不能满足朝廷的需要，所以汉代制定礼仪，将“上书”分为章、奏、表古代八种文体、议四类。可见人们对于公文文体的认识不断的细化。这也成为奏疏文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西汉奏疏的创作也是华章竟现，如汉初著名的奏疏篇章有贾谊的《论积贮疏》、《陈政事疏》、晁错的《论贵粟疏》、《言兵事疏》文体 英语、《守边劝农疏》、枚乘的《上书谏吴王书》等等。这些奏疏情笃意切、观点鲜明、庄重典雅。因此我们说真正的书面形式的奏疏，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至秦汉则定性成熟、蔚然大观。

　　奏疏作为上行公文，具有其自身独特的艺术特色：第一理论精当、追求实用。作为供特殊个体阅览的文体，其在立意、行文、言辞上就有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首先臣子向君主提出自己的见解，必须注意逻辑的严密性和论点的突出性。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君主认为其言之有理，并且获得君主的肯定和赞赏。

　　如晁错的《论贵粟疏》，针对汉初农业生产薄弱、粮食贫匮、社会不安的时弊，作者鞭辟入里的向君主提出“贵粟”的建议，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抓住了社会矛盾的根源所在，并由此展开层层论述，希望君主能够以农业为本、以粮为贵。而且作者论证逻辑严密、分析透彻，颇具纵横恣肆之风。

　　文章开头便以圣王之世的百姓富足，与当今天下“触及未及”作比较，在对比剖析中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即统治者应该重视农业、贵于爱民。同时作者针对当时社会的不公平现象，敢于直言揭露。他说当今的统治者“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的话，表现了晁错对百姓的关爱之情以及对国家社稷的强烈情感。

　　第二旁征博引、富于理性。奏疏呈于君主，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君主能够自我反省，施行自己的主张，所以，在提出鲜明的论点之后，就要层层剖析，旁征博引，通过引经据典，寓史于事，以史为鉴，这样不仅使得文章议论更加具有深度，而且也可以使自己的论据更加丰富、富有理性，从而达到说服君主的目的。

　　如贾谊的《论积贮疏》一文，针对汉初社会凋敝，饥馑遍野，物资匮乏的现象，提出应重视农业，增加积蓄，以备万难之境。针对问题，作者开篇便引述管子之语“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贾谊借先哲之语来表明农业积蓄的重要性，较之自己直抒己见，更加容易为帝王所接受。

　　善于旁征博引、引类譬喻，成为奏疏的重要艺术手法。第三注重文辞、以情动人。因为奏疏是由皇帝观看，所以在下者行文之时，一定要注意言辞、语气的使用，尤其要避开君王的忌讳，切不可触之龙须。语气谦和委婉、言辞典雅，才能更容易被帝王赏识，且字里行间深切的忠君爱国之情必不可少。

　　只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能成功地说服君主。在行文中引用典故，不仅可以增加文章的气势，而且可以使文章的辞采显得更加典雅醇厚。如贾山的《至言》多引《诗经》之语，“匪言不能，胡此畏忌，听言则对，谮言则退。”借《诗经》之言以明理，使文章显得言简意赅而且极富哲理。

　　在封建主义社会，皇帝高度集权，作为臣下其责任便是对国家的施政大略、民生百态、军机要务等，各项事宜的实行向君主提出自己的建议、意见。因此奏疏变成了君臣之间联系的纽带。一方面它作为上乘之作，辞章雅丽、富于理性思辨色彩便成为其重要的特点；另一方面由疏观人，奏疏也成为君主体察臣心、加强统治的重要工具。

　　所以历代统治者和文人都非常重视对奏疏的研究、保存。奏疏也因而成为公文文体中重要的一种。“奏疏”文体源远流长，探寻其产生源头与发展历程，对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与成熟机制，以及奏疏与其他文体的关系都有莫大的帮助。通过分析奏疏文体的艺术特色，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奏疏文的价值与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