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部工作设想简短语篇类型和体裁

　　一直以来，我对徐贲很关注，除了工作往来的缘故，更多的是因为我们都关注公共生活的构建

　　一直以来，我对徐贲很关注，除了工作往来的缘故，更多的是因为我们都关注公共生活的构建。在“公共生活”的视野中，他先后出版过《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是每个人的副业》、《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等论著。我认为，如果说这些论著是关于“公共生活”的“认识论”的话，那么他的新著《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则是关于“公共生活”的“方”。换句话说，作为公民，如何通过学习公共说理，来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构建。

　　公共生活的范畴很大，有形的、无形的，物质的、精神的，徐贲的“公共说理”更多侧重公共生活中的公共话语空间，而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生活的“重灾区”之一。相关案例很多，远近都有，远的如这两年屡见不鲜的“微博对骂”、“微博约架”，包括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李泽厚语）下的众声喧哗。

　　就近的例子，比如就转基因食品问题，、崔永元利用微博进行的多轮“激战”。当事双方“嘴仗”一度升级，围观者更是群情激奋，由于二人都有忠实粉丝，演变为上千万粉丝的“混战”，喧哗不止，粗鄙之语不绝于耳，暴戾之气弥漫网络。

　　最新进展，是海淀法院已经收到（原名方是民）诉崔永元名誉权纠纷案的起诉状，且已对该案进行立案审查。法律的归法律，说理的归说理。是知名的科普作家，崔永元是知名的电视主持，两人辩才素有闻名。孰是孰非，自有公论，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两人在“辩论”中谈及“语言与逻辑”，并将此作为科普是否有资格的一个重要标准。

　　“语言与逻辑”，就是“表达与思维”，其实点中了公共说理的关键，按照徐贲的解释，“说理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公共话语特征的思维与表达形式”。

　　当下的公共说理文体部工作设想简短，面临严重的危机：本该是理性的话语表达，却变成粗鄙之语，本该是基于逻辑推论的思维方式，却让位于蛮横的暴戾之气。

　　动辄戴有色眼镜，贴标签，戴帽子，往往容易忽视问题本质文体部工作设想简短，流于争吵乃至对骂的表面，不管什么议题，到最后一地“五毛”，漫天“脑残”，不了了之文体部工作设想简短。

　　基于这种“公共说理”的生态，无疑，徐贲的《明亮的对话》更显珍贵，尤其是在“培养有效思维”，“学习理性话语”方面提供的方法与思维。

　　徐贲认为，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逻辑，尤其是形式逻辑，只是公共说理的最表层部分。”

　　比如，不久前在关注一位中国矿业大学被称作“学神”的学生，据媒体报道，“他说他从小就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所以读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和“读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存在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吗？前者或许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

　　不少孩子也“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成绩却未必如意，而让“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原因很多，也许并无兴趣，完全是父母逼出来的。

　　在《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一书中，徐贲把谬误分为三种，情绪性谬误、形象性谬误和逻辑性谬误，而这个“学神”的例子是属于“逻辑性谬误”，划为“推不出”的一种，即“逻辑跳跃”。

　　这十八讲中语篇类型和体裁，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徐贲所提出的两种“提防”，一种是提防“逻辑谬误”，一种是提防“宣传手法”。

　　关于“逻辑谬误”，他提出了五种，分别是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循环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

　　关于“宣传手法”，他提出了十种文体部工作设想简短，分别是人云亦云、谩骂文体部工作设想简短、偏见、势利语篇类型和体裁、老百姓的话、吹嘘、“科学”根据、证词、恫吓战术、株连。另一个角度，宣传主要分为商业宣传和宣传。

　　面对这些“逻辑谬误”与“宣传手法”，徐贲专门介绍了“图尔敏论证模式”，利用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六个环节，来辨析与提防。

　　不过，逻辑推论需要训练，不断训练，内化为一种文化教养，练就提高判断能力的双眼，穿越谬误，穿越迷雾。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马少华曾提出“时评是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并不遗余力地推介“观点表达”与“说服方法”，其实这也是“公共说理”的一种有益实践。

　　《有效思维》是英国逻辑学家L.S斯泰宾写的一本小册子，写作的动机就是“英国人士不讲逻辑的。”

　　L.S.斯泰宾说：“我坚信，一个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它没有由于无意识的偏见和茫然的无知而造成的曲解语篇类型和体裁。我们在思维中的失败有时候是由一些错误造成的，而如果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则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可以消除这些错误的。”

　　《有效思维》一书是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牵头翻译的，徐贲的疑问是“凭吕先生的见识和文字、逻辑思考功力，凭他对中国无效思维的深刻观察和沉痛感受，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为中国读者写一本关于有效思维的书，而偏偏选择翻译呢？”

　　我曾在《一个评论员的“秘密书架”》一文中对《有效思维》大力推介, 其实我也有和徐贲同样的顾虑：“有效思维”的观念适合中国语篇类型和体裁，但书中的例子并不适合中国人阅读。

　　关于“有效思维”，不得不谈到殷海光，他在《逻辑引论·怎样辨别是非》中曾提出：“个别经验的知识不是有效推论的保证，逻辑规律才是有效推论的保证。”“真假系统与对错系统各自成一系统，不相影响。”当下的问题却是“事实”与“看法”经常被搞混，并且缺乏“说理评估”。

　　这两年也有一本畅销书，叫《罗伯特议事规则》，提出一套规定细致、行之有效的议事规范。在美国，这套规范通过一系列的程序，使各种意见有条不紊地表达出来，用规则来压制冲动文体部工作设想简短，找到求同存异的地方，然后按照规则表决。

　　问题是，“议事规则”无法解决当下公共生活的种种危机。原因就在于，公共话语空间的构建，一靠议事规则，二靠文化教养，当很多人还缺乏规则意识的时候，似乎启蒙一种文化教养更合适一些。

　　当下社会对“公共说理”的需求前所未有，徐贲在美国大学教授说理写作已有20多年，关于公共说理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尽管如此，我只能抱以审慎的乐观，原因不在他，而在公共生活的积弊重重，难言乐观。

　　哲学家罗蒂说，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两种启蒙（扫盲）教育，一种是“文化扫盲”，另一种是“批判能力扫盲”，公共说理应该是兼及文化与批判能力的一种教育。

　　图尔敏是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提出了一种可以用来说明说理特性的非形式逻辑论证模式。包括主张、保证、论据、支持、语气和反驳六个部分。可用以避免自身，或发现他人在说理过程中的某个或某些环节出现问题或谬误。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经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当一个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对于任何一种权威来说，丧失信誉的后果是严重的，民众不再相信一种权威，不只是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在所有的事情上。

　　美国知名律师迈克·戈德温在1990年时提出，当一个对立的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用纳粹或希特勒来类比对方的概率会趋于1，也就是100%，简直没有例外。这个法则先是用于在线辩论，现在也用于一般的辩论。

　　徐贲一如既往地使用轮廓分明的语言，细致准确地分析饶有意味的生活现象，不断重申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价值，也不断修正、拓展、磨砺着我们——他的读者的理性。他所有文字，都蕴藏着动人的公共关怀。我们都能在他平直、冷静，同时有精巧的理论支撑的言说中，感受到他对建设有尊严的公共生活的内在热情，感受到他构想合理社会秩序的精神力量，以及他描述理想的“人”时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