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娱乐小说古代文体分类古代三种应用类文体

　　申霞艳，湖南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体分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届广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申霞艳，湖南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体分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届广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发表论文六十多篇。

　　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写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可见，每种文体都处在相互的渗融以及“影响的焦虑”之中，大家的探索能够博采众长，将一种文体带上新的台阶。中国现代小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光是现实主义一脉，就有批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一言以蔽之，“无边的现实主义”。这一方面凸显了现实主义顽强的生命力，也反映了它某种程度的大而无当，所指不清。

　　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争从未停歇，在审美形式与思想内容之争上，中国批评大抵是内容至上的古代文体分类。继先锋小说探索“怎么写”蔚然成风之后古代三种应用类文体，小说的钟摆又重新摇到“写什么”这一头。大家纷纷搬出十八般武艺，最终在“以新闻为小说”这一点上达成微妙的共识，出现了一波小热潮：比如余华的《第七天》、李佩甫的《平原客》、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贾平凹的《极花》、须一瓜的《太阳黑子》《双眼台风》，东西的《篡改的命》、田耳的《天体悬浮》、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世间已无陈金芳》等等。这批小说题材各异：从上层到社会底层，从冤假错案到集资无奇不有，有的叫好又叫座，也有的遭遇了广泛的批评，无论如何在影响力方面堪称成功。索引的话古代三种应用类文体，这批小说涉及了近些年诸多新闻原型，能够比较清晰地复现这个消费时代的纷繁剧变。

　　“以新闻为小说”中的新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新闻，可能是身边发生的真人真事，也可能是道听途说或者的谈资，此处新闻更切近“新近听闻”的字面意思。“以新闻为小说”是社会与个人双向互动的结果。从社会发展来说，我们无法忽视自己正在进入“微时代”，“微”既指微信这种媒介方式，更指时间的碎片化、精神的微小化。在这个时代，新闻的传播已经由天为单位变成随时发布，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与关心明星外遇的娱乐八卦共存，得到新闻或者拼图的假新闻是如此便捷，足不出户而“知”天下。生活其中的作家时刻都在接受昙花一现的新闻的轰炸古代三种应用类文体，这给殚精竭虑想要创新的小说家提供了素材之便。小说家有意识地选择新闻事件来建构小说，既是对当下纯文学疲软现状的反拨，也是与以量取胜的网络文学争夺青年读者的努力。

　　新闻出自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本身与我们的传统观念有所出入文体娱乐小说，新闻当事人的行为、心理、意识正在挑战我们的旧秩序，在这一点上与小说创新异曲同工古代三种应用类文体。然二者旨趣不同：尽管人事并称，但小说呈现的是人，大写的是人的内部，新闻凸显的是事，是外在的事。小说可以挪用新闻的外衣但不能挪用新闻的心灵，否则只能像报纸一样看后即弃古代三种应用类文体。小说要让新闻生出双翼飞向它不曾抵达的疆域——事件之外的寸心之间，并寻求广大受众的心灵回应。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即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在托翁酝酿爱情题材之际听闻有位邻近的农妇，这个事件侧面刺激了作家对主角的构思。不能说这是因果关系，最多只是催化剂促进化学反应的发生。新闻转瞬即逝，能促成好小说的并不多见，核心还在作家的转化力，不同类型的作家敏感度不同，吸收和反哺能力也不一样。

　　余华的《第七天》出来后被喻为“新闻串串烧”，叙事人七天里的见闻映射了诸多重大而荒诞的社会事件，可是作家融汇新闻、提炼时代精神的能力尚有欠缺，材料彼此之间未能成功地发生化学反应，点题句“死无葬身之地”够机巧却不堪负重，只适合抖包袱供小段子用。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在融化提炼新闻事件方面显示了良好的吐故纳新的能力，小说涉及的每一位人物、每一个大情节乃至小细节，我们都似曾相识，在电视报刊和新媒体、朋友圈上见过，但作家以极为荒诞、貌似巧合的方式将四个分属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刚刚提拔的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连接成一张四角向整个人生辐射的网，陌生感就诞生在这天罗地网中。在当社会科学家大谈中国社会的“断裂”之时，刘震云发现社会隐秘处的粘连，上层和底层依然在同一艘船上，而且上层一不留神可能就会坠入底层。作家的整体观让那些不过尔尔的细节慢慢绽放出信服力，本来是消遣性的突然就进入了沉思。单个的新闻是突发事件，是例外，而小说则是由时代必然性分泌出来的精神之花。贾平凹的《极花》本为展现对乡村性别失衡导致人伦秩序崩溃的忧思，但恰恰一不留神泄露了作家本人陈旧不堪的男权价值观，不经现代洗礼的作家很难提供小说的超前性。

　　再来看看蔚为壮观的案件小说，套用科幻小说的软硬之分，当政法记者的须一瓜是写硬破案的，从《淡绿色的月亮》到《双眼台风》显示出她对案件的来龙去脉从迂回婉转到正面强攻，她汲取了类型小说的叙事速度，像台风一般快速推进，同时动用了记者的采访功力来夯实细节，不留破绽，长篇容易顾此失彼，情节的戏剧化难免伴随着人物类型化痕迹。担任过的阿乙却是写软破案的，由于身体欠佳的缘故不大适合创作长篇，他接受的是加缪《局外人》的路数，冷眼旁观。石一枫经过诸多探求之后重申“不问鬼神问苍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案件他绕道而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借命而生》将笔锋一转写出了多年追捕过程中底层干警和逃犯的共同命运。东西的《篡改的命》借用了影视的表现手法，为突出掉包后命运的天上地下用力过猛。双雪涛也对案件外壳情有独钟古代文体分类，但内核是“北方化为乌有”古代三种应用类文体，他试图以轻盈的故事表述故乡沦陷的沉重话题。

　　凭中篇《一个人张灯结彩》亮相的田耳也持续走在侦破推理的道路上，将好些事件敷衍成扣人心弦的小说，他遇到难题立即百度，并将搜索得来的消息挪移到小说中，这也是指涉时代真实的一种手法但不宜故技重施。在中篇《一天》发表后，他明确表达了写作转向：“写了近二十年，一直朝着精致与工巧发力文体娱乐小说，我累。我承认写作如人生必有四季的变迁古代文体分类，现在我宁愿写得粗糙一些，一如我们的生活本身粗糙……我确信自己以后要进一步扎进生活，有效地将自身的热情融入其中，细细观看它原本的质地和结构，遵从它自在自为浑然一体的章法。”田耳所谓的粗糙和石一枫关心苍生的表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漫长的写作探索之后，作家重新信奉生活的深厚、大地的宏阔和现实的博大。

　　职业小说家难免会碰到一个素材瓶颈问题，闭门造车早已饱受诟病，消费时代的现实却令人目不暇接。新闻固然可以部分地为小说提供能源和热量，但是反映现实只是小说的维度之一。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绝不能仅仅复制现实，生活表象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小说家仍须聚焦于人的心灵与情感在变与常之间的反复位移。语言的风格化和思想的超越性依然是每位作家需要不断锤炼的，构成小说独特辨识度的永远是文本背后这位活生生的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