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中将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

东京审判与审判并不一样，在审判中，法庭的组成是根据苏美英法四国平等的原则，与检察官经选举与表决产生。但当时的日本是由美国单独占领，所以在东京审判东条英机中，和检察官都由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任命，一切由美国人说了算，以便贯彻美国的意图。在接到驻日盟军统帅部的通知和邀请后，当时的中国便和司法部遴选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司法人员。

资料图：梅汝璈博士70年前，世界反战争取得彻底胜利之后不久，为了惩罚战犯，铲除，消除战争策源地，世界和平，在和日本东京，分别举行了两场举世瞩目的审判，审判的是战犯，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犯。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第10项指出：“吾人无意日本民族或消灭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这明明白白地宣告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的必要性和合。由于中国是世界反战争在东方的主战场，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中国受邀派代表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工作。

经过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传唤出庭的证人约有100多名。这些证人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有三人，除秦德纯外，还有溥仪，当向哲濬陪同季南去看望溥仪时，溥仪紧紧握着向检察官的手，失声痛哭，看到溥仪有，便动员他出庭。出庭那一天，溥仪身穿一套蓝色西装，戴一条浓茶色领带，立即引起了全场的注意。溥仪激动地了日本侵略东北，板垣征四郎派人他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毒死他的妻子谭玉玲，以及土肥原贤二挟持他离开天津到伪满洲国当等。

出席东京审判的代表团组成

在东京审判中，对中国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取证，由于采用英美诉讼程序，没有充分的、证人、证言，就很难对战犯们，为此中国代表团千方百计搜寻材料，废寝忘食，日夜奋战，查阅日本内阁、军部、外务省有关材料，其中包括御前会议、五相会议、关东军报告、汪伪和满洲国档案等等，中国主要负责审理的战犯是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累累的。松井石根是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南京大惨案的制造者。为了他，检察官助手裘劭恒经法庭同意，带了两名美国人专程回国调查取证，取得了大量的人证，还带回了南京大中的幸存者伍长德和许传鲁，还有目击者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贝斯蒂、传教士史密斯、英国人罗伦斯、约·梅奇等人，向法庭提供了确切无疑的证词。中国还找到一件驻南京大发给关于日军侵占南京时的一份秘密电报。这份报告真实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放火、抢劫的情况。电报结尾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的机器。”提供的材料常有用的。因为日本的盟国提供的材料更有力，那些者与目击者真实确切的，引起了们的极大重视，终于使当年的松井石根在法庭上惊慌失色，被法庭宪兵拖出法庭。

不卑不亢

梅汝璈博士作为复旦大学教授，在出发前还有一段趣闻：1946年1月9日晚7时，复旦大学学会在大礼堂召开了欢送会，欢送梅博士任中国参与东京审判。1月31日，梅汝璈教授致信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章益请求辞职：“弟因奉派参加审判远东战犯即将赴日一行，短期内恐不能返校所任系教授职务，拟请自二月份起准予辞职。事非得已，至希俯允，并谅是幸。专此，敬请大安！”章益校长批复：“作为告假，翼返国后仍回复旦。”当时的上海《大公报》、《申报》等均以醒目标题刊载新闻。

当时中国担任的是42岁的梅汝璈博士，时任兼外交委员会，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检察官向哲濬，时任上海特区首席检察官，东吴大律系教授；杨寿林、方福枢、裘劭恒、刘子健担任助手；此外还有倪征、吴学义(武汉大学教授)、鄂森、桂裕，倪先生为首席顾问，以及多名精通英、日语言的翻译人员等。代表团多数是法律专家、著名律师或精通外语的学者，阵容强大。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人员分批前往东京。例如，梅汝璈是1946年3月19日在复旦大学附近的江湾军用机场乘坐美用飞机飞往东京的，而周锡卿等几位翻译则是5月初从上海出发的。

在对战犯最后量刑问题上，法庭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梅汝璈说：“如不能依法严厉制裁日本战犯，既有悖于本法庭的旨，又《波斯坦公告》之。”他还找到韦伯庭长激昂地说：“庭长先生，我和我的同伴，都受四万万五千万国人的委托，来此惩罚元凶祸首的，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我等都无颜见江东父老，惟有集体蹈海一死，方能以谢国人。”正是在中国代表的下，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对7名主要战犯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判以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处以无期徒刑，宣判东乡茂德等2人有期徒刑。参加审判的中国代表为中国人民了，尤其在审判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著名教育家顾毓秀对梅汝璈的赠言中所说：“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千百万，到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手。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解放后，周总理也曾对梅先生说：“你们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为国家争了光。”

1946年2月8日，麦克阿瑟任命人韦伯为首席，另外，中、苏、美、英、法、荷、菲律宾、印度、、各一名，共11名，还任命了美国律师约瑟夫·季南为首席检察官。但在安排座次时，首席韦伯想在自己的左右安排美英。这显然不是一个座次问题，而是对中国的歧视和，梅汝璈严正地提出，要求以日本投降时受降仪式上的顺序排定座次。在开庭预演时，梅先生脱下法袍，出席，以免被记者拍照，造成即成事实。由于中国的，终于以受降仪式排定了座次，在正式开庭时，梅汝璈坐在韦伯的旁边。

另一个印象最深的证人是伍长德，他出庭说，在日军南京大的日子里，他被日军到汉中门，当时有2000多人，大多是精壮男子，被分批带到城外，用机枪射杀，伍被押到尸体堆旁边扑倒在地，免除枪击，但他还是挨了一刺刀，因为日军在尸堆中乱刺那些尚未断气的人，伍的证词使在场的人听了。中方的举证对后来的宣判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中国梅汝璈表示：“如果代表11国的国际法庭所作的决定要由某一国的法庭来重新审理，不管他是多么高的法院，那当然会使人担心，任何国际决定和行动都要同样受到一个国家的重审和改变。”界的压力下，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致函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它东京法庭的判决。1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终于以6票对1票重新审理。这样，判决后拖延了一个多月，到12月23日东京时间零点至零点30分，才在东京巢鸭对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战犯执行了绞刑。这是的胜利，这是法律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东京审判中的28名甲级战犯最初审理时是分国负责的，臭名昭著的战犯板垣征四郎曾在中国累累，但法庭最初却分给菲律宾审理，经过向哲濬检察官和首席顾问倪征的，最后终于同意归中国负责审理。

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代表团一行，都因意识到责任重大而努力工作，从1946年6月到1948年11月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令人钦佩的工作，了祖国。据当时参与翻译的周锡卿教授回忆：“我们去的多曾在上海工作，精通英美法律，外语也很好，在这方面能应付裕如。但是他们还是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提出了种种有碍于法庭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如对每一个战犯除可以聘请一名日本律师或人外，还必须配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往往节外生枝。我们原以为，抗战时我们与美国一起抵抗日本侵略，现在美国理应与中国站在一起严肃审判日本战犯，实际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经常受到歧视，心里很不痛快。”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冷战已经开始，美国为了遏制苏联而开始扶持日本。虽然如此，中国在东京以国家利益为重，克服重重，日夜奋战，艰作，搜集大量人证，完成了任务，为中国人民赢得了。

1948年11月22日，麦克阿瑟批准了，但对死刑犯的判决却没有立即执行，反而把广田弘毅和土肥原贤二的上诉书转给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居然以5：4同意被告上诉。世界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