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穿越》：中国科幻迷看到了什么？

在《星际穿越》中，诺兰使用了他最为擅长的叙事模板，即一个男人的艰难使命以及他对家庭的责任。没有后者，前者的戏剧动机将变得空洞。至少在这一方面，《星际穿越》比《2012》（2D3D）中单亲爸爸舍命捞扳手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桥段要敬业太多。然而问题在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科幻迷所能够直接认同的是有关人类存亡的大叙事。影片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一张亚裔面孔，这成为一些美国观众的槽点所在，在他们看来，中国观众对这部电影的高度认同是难以理解的。与此同时，中国观众则似乎可以轻易将自己代入“人类”的主体位置，为地球上苦苦挣扎的几十亿人忧虑叹息，而这样史诗般的宏大视野本身已足够感人。

全片最触动我的一幕，是结尾处安妮·海瑟薇饰演的艾米利亚在陌生的异星上摘下头盔，这意味着那里有可以呼吸的空气，以及人类重生的希望。在热泪盈眶的同时，我不禁想起刘慈欣《流浪地球》的结尾，年迈的主人公想象自己一百代之后的子孙在重获生机的地球上欢笑，激动得老泪纵横。这是同一种情怀。

然而有趣的是，在美国观众看来，推动剧情前进的并非抽象的人类集体命运，而是个人与家庭情感。影片开始时提出的两个计划，一个是要回来拯救自己的亲人，另一个则是通过培育冰冻胚胎使“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概念得以延续。最终，布兰德教授所选择的计划B被否定，因为“爱能够超越时空”，而这样的爱是有具体对象的具体的人的情感。与之形成反差的，是《三体》中“不择手段地前进”，或者王晋康《十字》中的话：“上帝只关爱群体而不关爱个体，这才是上帝大爱之所在。”继而这让我想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点：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存在着诗学与政治，或者说佛洛依德与马克思之间的深刻分裂。与之相比，“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则有关于拯救和重生。影片中“拉撒路”所带出的基督教意味似乎无需赘言，而“他们”（高纬度空间的They，放置虫洞的They）尽管一度被祛魅，最终却依旧来自于另一个超越性的存在。在这里，高深莫测的理论物理实际上在为一个古老的形而上学或曰神学命题背书：引力对线性时空的扭曲和闭合，使得当下、历史与未来作为一个整体而共同在场。这种绝对在场最终指向的是某一绝对中心，无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去命名——上帝、弥赛亚、外星智慧、未来人抑或“巨大沉默之物”，最重要的是，唯有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终极在场才能够拯救物质世界的熵增、虚无与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