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招聘总裁，能否令光大证券走出黑天鹅魔咒？

　　10月9日，光大集团发布“招贤书”，向外界公开招聘光大证券总裁、副总裁、总监三大管理层职位。如此高级别的职位社招，作为央企直属券商的光大证券，尚属首次。

　　就在数月前，光大证券卷入的暴风并购MPS事件，被广泛报道；而光大证券五年前的“黑天鹅”事件——816乌龙指，也一再被媒体提起，五年一次踩雷，或许是全球招贤这一罕见之举的注脚。

　　报道记载，在辉煌的上世纪90年代， 光大证券曾引领行业，创新不断，创造了主办第一例可转债、第一例定向增发、发行证券行业第一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市场上的经典案例。但是近几年来，光大证券几乎被“雷神”附体，每隔五年就会跌入一个在市场人士看来极不专业的“坑”，踩上一个匪夷所思的雷，以至被业界戏称问“HOW OLD ARE YOU”——怎么老是你？且事件影响之巨大，令人瞠目结石。

　　光大证券“五年之痒”的痛点在哪里，全球招聘总裁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答案或许比招聘结果本身更被市场关注，也更加显而易见。多数市场人士认为，无论是MPS事件，还是乌龙指事件，均肇发于内控失效。

　　内控失效只是表象。光大证券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于公司的治理模式和权力治衡失效。用乌龙指事件主角杨剑波的话来说，是“被机制吞噬”了。

　　为什么黑天鹅频降光大证券？从816乌龙指，到MPS事件，再到踩雷华信股权质押、康美债券；旗下P2P公司又踩雷保千里、三胞集团，这些事件，反映出了光大证券组织内部怎样的运作机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又如何？在光大证券全球招聘总裁这一时点，重新还原和反思这些黑天鹅事件，恰当其时。

　　MPS之痛

　　在财务层面，2018年年报，光大证券因MPS事件计提14亿预计负责，导致当年净利润只有1.03亿元，较上年同比减少96.6%。

　　但潜在财务损失并未充分估计。因光大资本对优先级资金的兜底协议，招商银行向光大证券索赔34.89亿元。据媒体报道，华瑞银行向上海国际仲裁中心请求，裁决光大浸辉向其支付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等合计约4.52亿元。如果算上潜在损失，光大证券很可能近两年利润都付之东流。

　　MPS事件还引发人事和组织层面剧烈震动。今年以来，光大证券从董事长、到总裁，到首席风险官，均出现了人事变动——董事长薛峰4月辞职、8月首席风险官王勇辞职、10月总裁周健男辞职。再早前，MPS项目直接关联人事均发生变故：2018年上半年，MPS项目操刀子公司——光大资本总裁代卫国被免职。MPS项目负责人、光大资本投资总监项通因涉嫌收受贿赂被检查机关批捕。

　　某并购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15年底冯鑫想并购MPS，找了好几家券商，都未能谈妥，最终光大资本接下这包火。

　　光大资本以6000万超额收益机会和52亿盘子的管理费，仅有冯鑫个人的一纸兜底协议，却需要面对32亿风险敞口，这桩买卖风险与收益极不匹配，是为胆大；管理人浸辉投资对MPS原股东和暴风集团CEO冯鑫本人，都没有签订并购标配文件“禁止竞业协定”，是为妄为。而816事件背后，曾为光大证券赚取巨额收益的量化高频交易系统，则贴着“贪婪”的标签。

　　内控失据

　　作为元老券商，光大证券的风控制度不可谓不完备，但上述贪婪、胆大和妄为之举却轻松成行，风险如入无人之境。

　　10月10日，光大证券公布了全球招总裁候选人的7大要求，其中第5条——对风控能力的要求引人注目，可见风控乃光大证券心头大患。但从杨剑波到王勇的履历表明，两桩事件中的风险责任人，风控能力并不弱。

　　资料显示，杨剑波和王勇，均有海外履历。在816事件发生之前，杨剑波自称向公司提出过风控改进意见；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在MPS事件上，王勇也曾提出过异议。但王勇拒绝了第一财经记者对此事置评的邀约。

　　在816事件之前，光大证券风险管理部曾向发展快速的策略投资部发出“警示函”，由于时任光大证券总裁徐浩明——实质上的一把手，对策略投资部极为器重，将量化高频系统视为其创新之举，风险管理部半推半就地放弃了对它的实时风控——造成量化部门绕过了风险管理部，将整个高频系统暴露于无风险审查的交易环境下。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MPS风控之憾也与816事件极为相似——均绕过风控而由一把手器重的人员和部门一意孤行。MPS事件中，在跨国金融机构有风控管理经验，且为证券业协会财务会计与风险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首席风险官王勇，曾提出过类似“警示函”的不同意见。最终王勇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身兼证券公司合规总监的陈岚事后喊冤，称自己被彻底绕过。

　　权力“自留田”

　　风控失效只是表象，光大证券宿命之下的逻辑和模式到底是什么呢？

　　大树之下，寸草不生。在光大证券专权的企业文化和治理风格下，内控制度再完备，也不会覆盖有权力庇护的那片“自留田”，这就导致内控必有死角，死角必出妖娥。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光大证券却有两个命运相似的掌舵人。虽然性格迵异，但光大证券的两任掌舵人——徐浩明与薛峰，均非券商从业出身，二人登顶时的踌躇满志和黯然下课的命运，也几乎雷同。

　　徐浩明是时任光大集团董事长王明权在交通银行任职时的老部下，曾任交通银行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履历显示其大多担任办公室行政职务，缺少金融业务主管经验。2005年，徐浩明成为光大证券总裁，成为实质上的一把手。

　　2007年，王明权离开光大集团董事长之位后，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接任。徐浩明如履薄冰，为了拿出业绩而剑走偏锋，领先于其他券商，将新潮的量化投资奉为至宝，冀图从中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

　　然而情深不寿，强极必辱。乌龙指后，任职11年的徐浩明终被挚爱反噬。

　　徐浩明去后，自央行和银监会就跟随唐双宁的薛峰空降，光大证券迎来薛峰时代。彼时唐双宁希望借光大证券登陆港股之际，令乌龙指变“金手指”，光大证券从此否极泰来。然而再多偏爱也经不起一个MPS事件。

　　据履历，薛峰较长时间从事办公室及行政工作，在接任光大证券之前，未经过证券市场的历练。MPS并购事件中，将筹码全部押注在彼时因市场爆炒而个人持有市值超百亿的冯鑫身上，“他一心只想做市场上知名的并购案例，却没有想到市场会如此急跌，”接近MPS事件决策中心的人士表示，“专业性不够，而内部风控又失效，这才酿成了MPS事件”。

　　光大置业的官网上，并购MPS的荣耀仍未下架。2016年7月，唐双宁在薛峰的陪同下访问“国际顶尖体育媒体服务公司”MPS的新闻仍然在列示。11月，唐双宁在2016年中国并购年会演讲中，光大证券2015年收购新鸿基金融集团、2016年收购英国最大的体育赛事转播公司MPS两桩事件，被排在光大集团十几桩全球并购事件的前头。

　　独享尊宠的另一面是捧杀，作为唐双宁爱将的薛峰无人制衡，而作为薛峰爱将的代卫国亦无人制衡。以权力凌驾于制度的缺陷，在光大证券人事治理的两轮周期中，显露无遗，而这也是唐双宁既诟病又怜惜的“处于复杂域的国企通病”。

　　殷鉴不远，金融和资本市场重大风险事件，大都与治理失效有关。2008年，中信泰富因单边杠杆式豪赌澳元升值，致使公司巨亏155亿港元。这与时任总裁荣智健手中权力过大，缺乏制衡不无关系——无论是公司董事总经理范鸿龄，还是副董事总经理荣明杰、公司董事兼财务部部长荣明方，均因为荣智健的多年部下，以及子女，对其抱有特殊的情感，导致对荣智健个人决策权监督失控，铸下大错。

　　舍主业而辟他途

　　徐浩明重视的创新业务，以及薛峰发力的并购业务，都远离了券商作为市场中介机构的本质。如果说乌龙指事件表明徐浩明急于求“利”，则MPS事件表明薛峰急于求“名”。名利之下，致二人舍主业而辟他途。

　　券商核心业务包括投行、经纪和零售在内的中介业务。然而在头部券商通吃的大环境下，光大证券想在中介业务上精进非一日之功。硬骨头难啃便剑走偏锋，融资业务、创新业务等非传统券商业务摆上掌舵人案头，以致中介核心业务逐渐式微。

　　光大证券在融资和创新业务上也频频踩雷。先是在质押融资业务上踩雷华信国际，一笔业务几乎将一年的股票质押业务收入噬尽；后又有债券方面踩雷康美药业；其旗下的光大易创网络科技公司所运营的P2P平台立马理财，又踩雷保千里、三胞集团，导致投资者投诉不断。

　　传统业务中，光大证券始终在前十名之外的名次中徘徊不前。

　　券商分类评级成绩来看，光大证券因乌龙指事件，当年评级连降七级，为C级，薛峰掌舵后2016年曾升至AA级，2017至2019年，又都降为A级。

　　两大黑天鹅事件，两任“一把手”几乎雷同的命运，映照出光大证券风控失效表象之下的公司治理和权力失衡症结。但愿光大证券大胆祭出的社招总裁，并非仅仅代表一种决心，而是真正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并找到了钥匙。如此，才能真的摆脱五年必踩一次雷的魔咒。